刚直清廉劾权宦——（明）卢纶

名言

       民旦夕且死，若案牍辗转延缓，则索之枯鱼之肆矣。

                                       ——卢纶

简介

卢纶(1475—1564年），字朝言，别号望峰，明代广东广州府增城县人，明弘治年间进士。一生历任行人、吏科给事中、四川按察使等职。明武宗时，曾弹劾权宦刘瑾，以刚直不屈著名，与湛若水、汤文经并称“增城三贤”。其事迹多见于《广东通志》《广州府志》《增城县志》等。

事略

出使安南  廉如清风

卢纶自小聪慧，十二岁时学会写文章，可以日诵数千言，家乡中的长辈都视他为神童。弘治八年（1495年）卢纶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弘治十五年（1502年）考中进士。

卢纶考中进士后不久，因其相貌丰神俊朗、言辞得体，便被朝廷授予行人司行人一职。明代的行人司主要主持外交礼仪，下设的“行人”一职，一般由进士充任，凡颁诏、册封、抚谕、征聘诸事皆归其掌握。这个职务在京官中虽然地位很低，但是声望极高，升转很快，刚刚中试的进士，往往以任此职为荣。朝廷授予卢纶行人司行人一职，可见对其期望之高。不久，卢纶就因为工作能力出众，被朝廷委派出使安南国（今越南）。卢纶在安南出色地发挥其外交才能，不仅最大限度地为大明朝赢得荣誉，同时也令安南国君臣感到非常满意。在即将返回的前一夜，安南国的丞相来到驿馆中，准备以宝物八宝盘作为礼物送给卢纶，他说“卢大人，安南只是小国，八宝盘区区薄礼，请大人笑纳。”年轻的卢纶摆摆手，说：“我奉大明天子旨意出使贵国，犹且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使节任务，又怎敢收下这份厚礼，贵国的合理要求，我返朝后会向皇上禀明。”婉拒了安南的赠礼。安南国王听说此事后，十分感动，对卢纶的清廉作风敬佩不已。为促进两国邦交，并表达安南国的敬意，安南国王亲自写了一首诗赠送给卢纶，在诗中将卢纶的高风亮节比喻为皎洁的月光和清爽的海风。

卢纶回朝述职后，朝廷对他在出使任务中出色的表现感到非常满意，特意提拔他为户科给事中。后又针对了他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历练和培养，先后调卢纶到吏科、兵科各科任给事中一职。

参劾权宦  纠举不法

正德元年（1506年），明武宗正德皇帝即位。没过多久，正德皇帝就开始宠信以刘瑾为首的被人称为“八虎”的八个大太监。在“八虎”的教唆之下，明武宗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由于弘治时期的政治还算清明，给武宗留下一套非常刚正廉洁的大臣班子，这些大臣不顾身家性命，联名上书请求严惩“八虎”。那时候明武宗刚刚即位，还缺乏驾驭群臣的能力，见到如此声势浩大的进谏，有些支持不住，便想与群臣妥协，除掉“八虎”。但刘瑾在皇帝面前的哭诉，使武宗的态度又发生改变。明武宗不仅没有铲除“八虎”，反而惩治率先进谏的大臣。内阁成员谢迁、刘健以告老还乡相威胁，也被武宗欣然批准。“八虎”在战胜群臣之后，气焰更加嚣张，愈发擅权跋扈。

有了谢迁、刘健等人的前车之鉴，群臣都敢怒不敢言。在此情形下，唯有卢纶没有畏葸不前，为了尽到给事中的职责，他亲自撰写折子，独自一人继续参奏弹劾刘瑾。此时的明武宗并无意处置刘瑾，当他看到卢纶的这个折子后极不耐烦。卢纶仍不屈不挠，继续进言，结果，明武宗大怒，拂袖而去。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东厂太监刘瑾收到一封匿名信，上面写着那些曾经弹劾过自己的官员名字，卢纶赫然在列。刘瑾大怒，责令百官全部在奉天门外下跪，接着又将参与弹劾的三百多名官员交给锦衣卫审讯。当时天气炎热，正是酷暑时节，被下诏狱的官员中很多都因为身体虚弱、中暑脱水而被折磨致死，而卢纶却是神清气爽，如有神助，居然保住一命。没多久，刘瑾又找借口，让卢纶去核查大同等地方的军饷，将他调出了京城。

此时，明朝北方的蒙古分支鞑靼人逐渐强盛，对明朝的边防构成巨大的威胁。明孝宗弘治皇帝针对明军骑兵不如蒙古人的现实，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大同即是这条重要战线的其中一环。检查军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能否圆满完成，涉及到国家社稷的安危。卢纶一到大同，就检举出大量的不法侵蠹事件，而且铁面无私地一一依照法律进行查办。他查办案件时候的铁腕手段“声震一时”，让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卢纶在处理贪污的同时，也整肃边防重镇的风气，使得军纪肃然，士气大振。

为民担责  平治四川

卢纶在大同检举不法的举动，自然也得罪了那些贪吏背后的势力。结果，卢纶回到京师后，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嘉奖，反而遭到了不少别有用心的奸臣的弹劾，被外放为四川参议。卢纶深知刘瑾一党不会善罢甘休，接到任命后，他便离开北京，星夜兼程前往四川赴任。

参议是明代各省布政使的下属官员。布政使掌管一省的政务，参政、参议分守各道，并分管粮储、屯田、军务、驿传、水利、抚名等事。从给事中到地方参议，卢纶虽然失去京官资格，但是在品级上却由七品京官变为四品地方官。四川虽然在历史上被称为“天府之国”，但上任不久的卢纶却发现四川各地的土质差异较大，有的非常贫瘠，有的极为肥沃，而当时负责民政与财政的地方官却无差别地对所有地区派发同等的差役，征收同等的税款。卢纶认为，长此以往，民力必然枯竭，也不利于地方的长治久安。他一方面令人重新核查反映各地土地面积、肥沃贫瘠情况的图册；另一方面又调派人前往各地作实际考察，将反映上来的情况重新加入到图册之中。在一番权衡和调整之后，卢纶亲自制定新的地方课税条令，使征税和派役工作更加贴合实际。新的条令无形减轻很多负担过重的农民的压力，他们都对卢纶感恩不已。

在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时代，农民的生活是极不稳定的。就在卢纶就任四川参议的当年，四川因粮食歉收而发生大饥荒。饥荒蔓延得很快，饥民流离失所，十室九空。在此情形下，一些官员便向四川的行政长官巡按请示开仓放粮。可是巡按却是一个刻板得只知道按章程办事、又害怕担责任的老官员，他表示只有等上报朝廷允准后才能开仓赈济。目睹饥民惨状的卢纶急道：“饥民旦夕将死，如果案牍辗转拖延，他们岂不是陷入无法挽救的绝境了吗？”于是卢纶自作主张开仓放粮，并担保倘若朝廷降罪，自己将负全责。他启用库银，向外省购买粮食，并传令将各县交出的赃罚银款全部纳入到购买粮食的专门款项之中，购得粮食数万石分发给灾民，饥民因此而获救者达数十万人。

卢纶办事干练，精通气象学。正德九年（1514年），乾清宫突发火灾，为了修缮被烧毁的宫殿，朝廷委派了一位侍郎入蜀采办木材，四川派出参议卢纶负责配合。当时，招揽了一万多名工人用挽车拉的方法将砍好的木头从山中运出。因山路崎岖，木材在运到距离水运的地点还有三百里的地方就已无法前行，而交货日期临近。按照明朝法律，无法按时完成任务的官员都将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就在那些负责监工的官员一筹莫展、担忧不已之时，卢纶看了看天空，知道晚上将会有大风雨。于是他煞有介事地写了一篇文章，跟大家说：“我要用此文祭祀大木，请求它变轻。”在场官员们听后，不明所以，都觉得卢纶是痴人说梦。当夜果然雷雨骤至，江水暴涨至比平时高出丈许。江水漫过，木材竟然顺流而下，不知所踪。侍郎大惊失色，卢纶却气定神闲地说：“无恐,此神之相助我也。”过了几天，传来下游官府的消息，木材已经漂到湖广彝陵县境内了。得到消息后，大家在宽心之余，都对卢纶的神机妙算钦佩至极。卢纶也因为此事，受到了明武宗赏赐金币的嘉奖。

不久，朝廷对卢纶在四川参议任期内的政绩进行考察，随后颁下文书，提升他为四川按察副使，负责巡察辖区的兵备、学政、海防、清军、监军等事务。

当时四川夔州一带流寇众多，并成为四川治安的心腹大患。而负责清剿的明军指挥官文献并不用心，且在私底下招揽亡命之徒，似有谋反的不轨企图。卢纶就任按察副使后，通过调查，掌握文献意图谋反的确切证据后，通过一番严密策划，率兵诛杀文献，一一平定各处流寇，四川境内由是大治。

铁面执事  公正无私

四川的平寇行动，为卢纶赢得良好的政治声望，朝廷为此将其提拔为四川按察使。此时，明世宗嘉靖皇帝刚刚即位，雄心勃勃，想要有一番作为。他任用位高权重的大学士杨廷和担任阁臣，朝政似乎有了勃兴的迹象。但是，由于正德年间被败坏的朝廷风气并未能完全纠正过来，为了升迁而讨好杨廷和的官员依然有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杨廷和是四川人，他在老家的子弟仗着杨廷和的权势，横行乡间，鱼肉百姓，犯下不少案子。卢纶并没有给杨廷和半分面子，将这些杨家子弟一一抓获。消息传到京城的杨府，深知卢纶为人的杨廷和不得不落下面子写信求免。可是卢纶依旧铁面无私，按照律法对其秉公办理。杨廷和接到消息，怀恨在心。不久后，杨廷和就编造借口，罢免了卢纶。

回到增城的卢纶，事母至孝。他对母亲“每旦问安，进饮食必躬亲”，不假手于他人。卢母过世后，他悲痛不已，坚持素食三年纪念母亲。在此期间，他每日晨起，必衣冠拜谒家庙，回来后就教子侄读书，以忠孝大义对他们进行训导。因为兄长和弟弟早逝，他抚养诸侄如同自己的子女，并为他们操持嫁娶，将祖传的田宅均分给他们，没有半点偏私。由于处事公正，乡邻都很信服他，凡有诉讼争执，都愿意来请卢纶为之仲裁。

嘉靖六年（1527年），良田人黄雪梅与龙门、从化部分铤而走险的民众联合起来在增城起事。兵备道王大用、知县朱文简率兵镇压。在卢纶的谋划下，官军很快就将黄雪梅擒获，并剿灭余党，“境内以平”。除参与这件事之外，卢纶平日均深居简出，三十余年没有迈进过省城广州，以致很多缙绅都只知其名不识其面。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卢纶在家乡逝世，享年八十九岁。明隆庆初年，为了纪念卢纶，增城士民将其纳入乡贤祠祭祀之列。

参考文献

[1]（清）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七十六。

[2]（清）光绪《广州府志》卷一百二十五。

[3]（清）康熙《增城县志》卷八。

摘自《清风峻节——广州历史人物廉洁事略》（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和广州大学历史系编）

《清风峻节——广州历史人物廉洁事略》是由广州市纪委监察局牵头，联合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和各区纪委监察局，开展广州市廉洁历史文化的普查工作，在全面搜集整理普查资料的基础上，以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广州大学历史系为主体编撰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