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广州西关文澜书院，有恶绅罗蒿藩，时人以其脸红而霸道，称之为“红面阎罗”。1929年农历七月十四日为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程天固拘捕。

事情当追溯到清嘉庆十五年(1810)，当时西关士绅何太清、潘如修、龚在德、钟启超、桂清槐、颜平章与洋行巨商潘仕成、卢广利、伍怡和、叶大观等，以西关地势低洼，排水濠渠常被涨潮时随珠江河水倒灌的污泥堵塞，需经常清理。因发起成立清濠公所，为维修、疏浚濠渠机构；并由绅商等集资，报经广州布政使曾燠批准，购买下九甫的大屋12间，改建为店铺出租，以租金为清濠公所经费。后又得西关四大富豪潘仕成、卢广利、伍怡和、叶大观捐资，将清濠公所扩建为文澜书院(遗址即今广州酒家)，为士绅、文人会文及叙会之所，并承担原清濠公所的清濠任务。文澜书院按惯例，冬季清理濠渠，春、夏、秋则进行会文活动并给会文成绩优良者发奖。

民国后，西关构筑马路，文澜书院店铺有部分改建成戏院、酒家，并为恶绅罗嵩藩把持。他外则结交地方权贵为己助，内则凭其二子做爪牙。长子任职广州市公安局侦缉，次子为西关街市恶霸，父子同恶相济，朋比为奸。文澜书院每年依例改选值理一次，当选举时，其长子即持枪入场，向选举人威逼利诱，务以选出乃父为止。故罗连任文澜书院值理十多年，无人敢与之竞争或抗衡。

文澜书院产业至多，而罗蒿藩贪污舞弊，侵吞攫取，无所不用其极。如西关之文园酒家，面积广阔，为当时全市之冠，且有亭台楼阁、山水泉池之胜，而月租见于公账者仅50元。又如中山电影院，建筑轩敞，而每月租金列于公账者仅100元。但中饱于罗之私囊者则不知为公账收入之多少倍。罗侵吞文澜书院公产自肥，而维修、清理濠渠之事却置之不理。西关居民饱受濠渠淤塞、污水漫街之苦，无不怨声载道，只以在其恶势力控制之下，无可奈何。当时的市长孙科、伍朝枢等虽知其奸恶，因忌其交通“黑、白”二道，有强大后盾，故不敢轻易采取行动。

1929年4月，程天固接任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监督、指挥疏浚濠渠为其职责之一，鉴于罗侵吞疏浚濠渠经费，全不履行清渠责任，决心将其拘捕惩处。按法例，拘提人犯应由公安局执行。由于广州军警要人多与罗有酒肉征逐之交情，罗又耳目极多，出入诡秘，拘之不易。程天固经慎重考虑，决定破例以工务局自身力量，设计拘捕罗蒿藩。

首先，详细调查罗把持文澜书院以来的舞弊事实，取得确凿证据；然后，再查得文澜书院绅士、院友例于每年农历七月十四日举行公宴于文园酒家，即于是日派出工务局便衣稽查多人，预伏于文园酒家内外。另由便衣稽查两人，携函直入，声言有要函面交罗某亲收。时罗正与其管账员李某等举杯畅饮。两稽查将函递与罗，罗起身欲接，两稽查即挟罗与管账员李某并出。预伏酒家内外之稽查相继显露执行公务稽查徽号，簇拥而去，拘置于河南尾某秘密处所，以防其爪牙劫夺和听候处理。程天固则秘密避居白云山，谢绝来客，使说情者无从得见。

罗被捕后，广州市公安局侦缉即紧急出动，寻访罗之下落。其爪牙更是四出请托营救，粤军元老梁鸿楷等头面人物也要求将罗保释，因无法见到程天固而止。罗被拘一星期后，仍未获释放，估计爪牙营救无效，被逼将院产交出。程天固即指派工务局人员会同财政局代表清点后，交由财政局开投，并向市民公布：所有文澜书院产业拍卖所得款项，以一半资助西关清濠，一半为建筑广州市第二中学(今第一中学)校舍；同时将罗释放。

按当时成例，掌握公产的官员有权决定将公地、官产批售给谁，无论价格多高，也有人想照例从中捞一把。程天固以此成例，实为贪污腐败之根源，应该改革。将这些公产公开拍卖，价高者得，以示大公无私。文澜书院产业数目巨大，以前无人知其底蕴，至是真相完全大白。

文澜书院在公产拍卖后，也就宣告“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