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道年间，岭南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并进入全国前列，两广总督阮元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倡导，可谓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阮元（1764—1849年），江苏扬州人，既是清代政绩卓著的封疆大吏，又是学术成就巨大的学界名宿，《清史稿》称他“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八月至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阮元出任两广总督，主持粤政近十年，不遗余力地推动岭南文化发展，其影响至为深远。
　　阮元发展岭南文化的重要举措，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编修《广东通志》，传承地方历史。编修地方志，有助于地方长官了解地情，更好地进行施政决策；修志本身又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既可发挥学人专长，又可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是营造区域文化氛围与传承地方历史文化的必要条件。作为精明能干的地方要员和学识宏富的学术大家，阮元深知修志的重要意义，到任的第二年即组织编修《广东通志》。他亲自订定志书的体例结构，亲自组建编纂班子，还一手筹集修志所需的庞大经费。道光二年（1822年），《广东通志》成书，共334卷470万字。该志内容完备，选材广泛，考订精确，史料价值极高，体例严谨科学，历来为史志专家所推崇，被称为阮志。梁启超称赞其“实为全国省志之冠冕”。此后各地修志，大都奉阮志为楷模。阮志的编修，还为粤省积聚了雄厚的学术力量，推动了文教事业的蓬勃发展。参与修志的人才，后来大多成为阮元创办学海堂的骨干，其中吴兰修、曾钊、吴应逵更是学海堂的首任学长。
　　二是创办学海堂，培养粤籍人才。阮元对培养优秀人才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每到一地为官，必将振兴文教列于首要位置。来到广东后，阮元发现粤省人才匮乏，士人不治实学、崇尚空谈心性，即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创办了以培养本籍高级人才为重点的学海堂，并为之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多方筹款、带头捐资在粤秀山麓建成新堂，亲自拟订《学海堂章程》，为其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经常亲自为学生讲课。阮元创办学海堂，为岭南文化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一方面，培养了大批粤籍学人，致使粤省英才辈出。学海堂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奉诏停办，共培养优秀专课肄业生260名，另有大批普通课业生，他们大多成为岭南文化建设的精英。道光后，广东涌现一批全国著名的学人，如陈澧、朱次奇、谭莹、黄培芳、张维屏、梁廷楠、梁启超等，均出自学海堂。另一方面，促进学风转变，提高了广东学界的地位。学海堂摆脱了科举时文的束缚，反对空谈心性，极力提倡实学，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对当时广东学风的转变起了重大作用。其后创办的菊坡精舍、广雅书院、嘉应书院等，均深受学海堂办学宗旨影响。道光以后，广东学人著述益丰，在全国学界的地位显著提高，使广东学术由边缘进入主流并最终走在全国前列。
　　三是刊刻文化典籍，弘扬传统文化。文化典籍是最基本的文化载体，清代道光以前，粤省不仅文教风气闭塞，藏书刻书与全国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为了弘扬优秀经学研究成果，保存文化典籍，同时为粤省士人提供学习的教材，道光五年（1825年）八月开始，阮元组织开展《皇清经解》刊刻工作。第二年六月，阮元调任云贵总督，离粤前特地留足经费、安排人手继续刻书。道光九年（1829年）十二月，全书刻成，共辑录典籍183种1400余卷。《皇清经解》是清代学术精华的重要汇编，推动了广东学术的发展。此后，无论是官刻还是私刻，均蔚然成风，而学海堂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广东刊刻典籍的中心，前后刊刻著述30余种，从而促进了文化交流与传播。
　　阮元的努力，使岭南文化迅速赶上了文化发达地区水平并开始走在全国前列。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掀起维新变法运动，孙中山举起民主革命旗帜，广东成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政治影响力也居全国前列，追根溯源，与阮元振兴岭南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建粤秀山学海堂记》提到：“治莫切于揆（kuí,管理之意）文教，化莫美于兴贤劝学。”地方长官将文化建设放在与地方政治、经济同等重要甚至更加优先的位置，热心支持、精心谋划，方能取得造福后世的杰出成就。阮元注重文化建设与传承，以及劝学兴贤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我们进行新岭南文化中心和世界文化名城建设，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