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年鉴中区域性内容的编篡探索——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年鉴》为例
　　内容提要：区域性年鉴是年鉴中的新生事物，而区域性内容则是区域性年鉴的“重中之重”，如何从组稿、编辑、架构设计等方面创新编篡模式，突破组稿方式对区域性内容造成的限制，是亟待研究的课题。本文将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年鉴》为例，探索解决区域性内容“瓶颈”的路径。
　　关键词：区域性年鉴；编篡探索；供稿与编辑
　　 
　　区域性年鉴是新生的年鉴种类，目前对其理论研究还相对较少，国内编篡出版的区域性年鉴有《长江三角洲年鉴》《中国—东盟年鉴》《武汉都市圈年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年鉴》等。按照以往的年鉴定义，年鉴是一种系统汇辑上一年度重要的文献信息，逐年编篡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①]。这或者是把年鉴分为综合性年鉴、专科（学术）年鉴、专业（行业）年鉴、地方年鉴和统计年鉴五大类[②]，又或者按内容性质分为综合性年鉴、专业性年鉴和专题性年鉴三类[③]。区域性年鉴因应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区域间经济社会交往日益紧密、科技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现状，和逐步形成跨区域经济带或经济圈（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与辽宁沿海、山东半岛、江苏沿海、海峡西岸、北部湾等）的开放格局而生，是通过及时、全面记录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及区域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流合作的历史进程，反映区域经济带、经济圈各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区域性年鉴的特点在于“区域”，虽然为了保证年鉴本身的全面性，区域性年鉴不可避免地包含区域内各行政区的个别性年度资料，但区域性内容，即区域间交流合作的动态性条目则是区域性年鉴的重中之重。它不像传统定义的地方综合年鉴一样，只局限于一定的行政区域（按国务院2006年5月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给地方综合年鉴下的定义是：“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而是打破了行政区域的空间界限，把地域范围从单一行政区域扩展到数个；记录重点也从单个行政区域内的事无巨细、方方面面转移到区域间的交流合作，以及相互间政策、项目等的历史推进上。区域性年鉴所具有的这种特点，使其无法归属于以前年鉴定义的“五大类”或“三大类”，同时决定了区域性年鉴在编篡过程中少有前人经验可供参考，必须结合实践来进行理论的探索。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年鉴》创刊于2010年，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肇庆九个城市合作组织编篡的年度性资料文献，重点反映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基本情况和一体化发展进程。以下就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年鉴》为例，对编篡区域性年鉴中区域性内容的问题与路向进行一些探索与思考。
　　一、区域性内容编篡的“瓶颈”
　　由于区域性年鉴所具有的“区域”特点，可能涉及多个行政区，或者是跨市、跨省，甚至涉及到境外，促使区域性年鉴的组稿方式较之综合年鉴或专业年鉴必须有所革新，不能再采用原来的使用行政手段组织年鉴稿件的组稿方式。《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年鉴》使用的是由广州市牵头，由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为主要单位，成立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年鉴编辑部负责总纂统稿和出版发行，联合其他行政区的组稿单位平等合作、成果共享的编篡模式。在这种编篡模式下，稿件来源主要分为三种：一是珠三角城市群各行政区组稿单位按照编辑大纲要求进行供稿，二是编辑部联系相关部门单位提出供稿要求，三是由编辑部编辑主动从报刊网络中搜集汇编相关资料并承担一定的稿件撰写任务。由此可见，区域性年鉴的编辑工作压力会更大，因为不仅需要“来料加工”，还要负责采编，“从以往的单纯的编辑、校对变为集采编、编辑、校对于一身的记者编辑角色”[④]。然而笔者作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年鉴》的编辑，却深深感到区域性内容的稿件一年比一年“难做”，三种组稿来源都存在着限制区域性内容进一步丰富、完整、深入的“瓶颈”。
　　第一，各行政区组稿单位供稿。由于供稿单位主要是珠三角九城市的年鉴编篡单位，所以供稿内容大多出自本区域年鉴，本身已进行过二次加工，虽然在资料性、权威性、规范性方面具有优势，但内容多数侧重本地本区，能应用并反映区域间合作交流、从全局视角综合体现的部分少之又少。
　　第二，相关职能部门或单位的特约供稿。除了因为行政方面原因，某些内容找不到或没有相关部门或单位愿意承担供稿任务外，在能提供的稿件中，多数都是只能收录于附录的法规和命令，有些则是工作总结，需要进行大量的信息资料提取和编辑校对工作，稿件质量难以保证。
　　第三，从报刊及网络搜集相关报道及资料。《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实施已有数年，随着时间推移，各项具体工作、项目由于都在推进当中，见诸报章的内容越来越少，规划计划、制度创新方面的内容逐年减少，关于项目建设的内容多而琐碎。网络与报刊的特征在于传播速度快，但资料缺乏权威性、完整性、规范性，数据及其他要素容易出现差错。
　　基于以上三种限制，编篡区域性内容便日显空泛化、碎片化，同时篇幅也将趋向萎缩，这与其在区域性年鉴中“重中之重”的地位是不相协调的。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有所突破。
　　二、主题思想的统一：在突出本地特色中体现区域性
　　年鉴不是简单的资料杂烩，而是“系统汇辑上一年度重要的文献信息”；其中，何谓“系统”，何谓“重要”，则是需要编辑进行重点把握的部分。“系统”体现于年鉴的架构，“重要”则体现于年鉴的主题思想。年鉴属于历史资料的一种，在保证客观真实全面的基础上，主题思想的统一就是稿件内容选择的根本原则。《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年鉴》的编篡组稿模式决定了各供稿单位所能提供的稿件往往只能限制于本地或本部门的专业角度——但限制，同时也有可能化为切入点，从各个行政区的本地特色出发，综合其一致及相关的领域进行汇编，未尝不是体现区域性的一条路径。比如各市的县域、镇域经济，自主创新示范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等等，各供稿单位各自提供一个侧面，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方方面面，这就能在突出本地特色的同时体现出区域性的特点来。
　　主题思想不但是年鉴编辑工作的根本原则，同时也是组稿时必须传达给供稿作者的指导原则。所以主题思想应该在组稿的前期阶段充分体现在篇目提纲与组稿分工之中，只有让供稿作者充分领会主题思想，了解组稿原则，才能提供更符合编辑要求和年鉴内容的稿件。同时也促使年鉴编篡者需要从全局角度统合来稿，在设置年鉴架构时从大处着眼，充分展现区域发展动向，为保证区域性内容的质量打下良好基础。
　　三、完善供稿与编辑的沟通关系
　　由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年鉴》收到的稿件多数经过二次加工，即供稿单位需要在本身已经组稿编辑完成之后才能把稿件提供给编辑部，这就造成交稿时间延长，为保证当年出版，留给编辑进行筛选加工的时间非常少，往往只能进行校对而难以进行更符合区域性年鉴性质的内容修订，使得编辑工作非常被动。编辑部在年鉴编辑第二年时就建立了供稿单位和作者的QQ群，这就给编辑和作者之间除了每年一次的组稿会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沟通平台。而且这样的沟通具有实时性，可以让作者在条目撰写阶段就能与编辑充分交换想法，把编辑加工的工序提前，增强编辑时间的灵活性以及编辑工作的主动性。
　　年鉴编辑必须更主动与供稿单位和作者进行沟通，供稿单位和作者对于编辑大纲和组稿主题思想的理解往往并不一定能和编辑取得一致，每一次的沟通、每一次的交流，都是增进彼此理解的重要过程，只有彼此充分理解，供稿质量才能得到保证。尤其区域性年鉴更注重区域间交流合作，因此各单位、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便尤为重要，因此完善供稿与编辑的沟通关系，是区域性年鉴编篡的重要举措之一。
　　四、专题式篇目探索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年鉴为增加信息量和可读性，自创刊号起，每年均设有图片专辑，用以反映珠三角地区风貌和年度重要事件，对广州亚运和横琴、南沙、前海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特设专题；从2014年卷开始，各市篇目增加“年度大事”分目，动态反映各行政区年度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而在2016卷的组稿大纲中，明确提出设置新的篇目，着重记述珠江三角洲地区实施自主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各项举措。这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年鉴》在创新区域性内容编篡探索中的重要一步，即使用专题式篇目统合各行政区各部门供稿，从全局视角体现珠三角创新驱动的进程。专题式篇目很可能代表着未来区域性年鉴中区域性内容的编篡方向，如此所述，它既具有全局的视野，又能突出地方特色，是个体性与综合性的统一，而且针对单一专题，在该专题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将有很好的体现，可以充分保证年鉴条目的系统和重点突出。当然，专题式篇目并不是区域性年鉴编篡的“万灵丹”，也不应该完全排斥区域性年鉴中各地特色的部分。专题式篇目在区域性年鉴中应该占据多大篇幅（一个、两个还是数个）？应该具有连续性、固定性还是逐年变换？这都有待在继续探索的过程中获取答案。
　　年鉴是反映社会发展历程的年度资料，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地区间往来联系愈加紧密，区域性年鉴必将迎来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提高区域性年鉴的理论编辑水平，对丰富年鉴种类、拓展年鉴领域和影响力，都有莫大裨益。
　　 
　　[①] 肖东发等：《年鉴学概论》，第76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②] 肖东发、邵荣霞：《实用年鉴学》，第2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③] 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第15页，线装书局2006年9月版。
　　[④] 阳晓儒：《区域性年鉴：年鉴编纂模式的变革与创新》，载于《年鉴论坛》（第二辑），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9月版。
　　 
　　 
　　作者：何文倩
　　工作单位：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年鉴处
　　职务：编辑
　　联系电话：020-87665153